作者：錢永祥（本會常務理事）
從彼得辛格的《動物解放》在1975年出版之後，經過近五十年的發展歷程，「人類與動物的關係」已經形成一個重要的道德議題，進入了學院以及公共領域。動物保護運動在許多國家勃興，不少國家通過了各種改善動物處境的立法，哲學家接二連三發表動物倫理學的深刻著作，近年來所謂「動物研究」或者「人類─動物研究」也跨越多個學門與領域，繼文化研究與性別研究之後，為人文社會學科開闢了新的視野。無論在社會實踐上，還是在學術理論方面，「動物」都是當前一個成長中而且富有潛力的議題。
雖然動物受到的關注愈來愈多，保護動物的立法愈來愈普遍，可是在人們的觀念中、在主流的動物倫理學裡面，動物最多只取得了道德上的地位，也就是獲得了道德權利，從而彰顯了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是有道德上的是非對錯可言的。這跟以往人類中心主義籠罩下的蒙昧時代相比，已經大有進步，可惜道德地位並不等於法律保障，也無法保證政治權利。雖然旨在保護動物福利的立法已經不少，這些「福利」背後的法理仍然偏向人類的利益，再加上一些人道的考量，如此而已。至於動物本身的法律地位，還是處在一種灰色地帶。結果如本書的兩位作者所感嘆的，經過幾十年的努力，雖然在動物福利上有不容忽視的具體進步，可是1960年以來全球野生動物的數目還是減少了三分之一，1980年以降全球肉品的消耗量則巨幅成長了三倍，整體而言動物保護運動的成效不能樂觀。他們認為，問題在於動物倫理學只談動物的道德地位、道德權利，是過於消極了。要打破這種僵局，需要發展出新的道德框架，直接將動物議題連結到人權與公民權的基本原則上，才能看清楚在動物的福利之外，人類還應該賦予動物什麼樣的政治與法律權利。針對這個目標，兩位作者認為，政治哲學中的公民理論，可以提供思想和策略的參考。
大家聽到賦予動物「公民」的身份，讓他們享有一定的公民權利，一定覺得匪夷所思，認為這是動物保護運動走火入魔的徵候。不過在嗤之以鼻之前，我們應該先瞭解這種主張是不是也有它的理據。
政治理論的一個核心關注就是權力的使用是不是正當的，權力關係是不是符合正義的要求。現代國家以各種法令介入動物的管理，也容許國民以各種方式使用動物，那麼政治理論是不是也應該問一問，國家對待轄下動物的方式能滿足正義的要求與期待嗎？
坦白說，政治理論根本不曾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。原因很簡單：政治學從始祖亞里斯多德以降的看法就是，動物沒有語言能力、缺乏理性思考能力，所以動物不可能成為政治社群的一份子，相應地政治理論也就不必思考動物在現代國家中的位置。當代的動物倫理學只談動物的道德地位，不敢越雷池一步去思考動物有沒有政治地位，也是基於同樣的假定。動物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共同前提就是：公民必須具備語言能力與理性能力，因此動物不是公民。這個前提當然很荒唐：暫時不談動物，難道嬰兒、精神疾病患者、低能人、失智痴呆患者、植物人、失能老人就要被迫淪為政治社群裡的隱形人甚至非人嗎？正義的崇高理想對他們不適用嗎？
本書的主要貢獻，即是大膽而認真地挑戰這個前提。本書的兩位作者之一金利卡教授在中文世界相當知名，他探討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、少數族群與公民身份的幾本名著已經譯成中文；他的《當代政治哲學導論》廣受讚譽，在兩岸都有無數讀者。身為加拿大人，他特別關注原住民族在現代國家中的公民地位與文化權利。他的《多元文化公民權》提出了在普世的公民權利之外，少數民族應該擁有自己的專屬公民權，對台灣的原住民運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另一方面，他與另一位作者唐納森把這個原則推進到一般族群內部的殘障、失能、失智等缺乏語言能力與理性能力的弱勢群體，維護他們的公民權，爭取他們的特殊權益。到了本書，他們再推進一步，用這個原則延伸公民權這個概念，推廣到同樣被認為沒有語言、沒有理性的動物身上。
本書的理論架構複雜，論證嚴謹細密，在此我無法深入細節。但是書裡有兩個觀點，堪稱全書論證的支柱，值得在此挑出來稍加敘述，幫助讀者掌握本書的思路。
首先需要強調，兩位作者並不是抽象地談動物有（或者沒有）公民的地位。他們的著眼點是「關係」，強調具體的關係才會帶來具體的責任。舉例而言，狼跟狗在許多方面都屬於同一物種，但是因為狗進入人類的社會已經上萬年，體型、行為、習性都被人類所改變，基本上已經成為人類社群的成員，但是狼群仍然在原野自行生活。人類與狗的關係非常深厚，造成了狗必須與人類一起生活，所以人類對狗應該承擔大量的責任，對狼卻無此義務。這時候，我們應該承認狗有權利成為人類社會的成員，但是狼並沒有這種權利。
當然，「關係」一詞的所指過於廣泛，那麼在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之中，哪些關係會帶來政治性的責任，特別是把動物納入人類社群的責任？本書根據與人類關係的不同，將動物分成三類，分別是人類馴養的動物，純粹的野生動物，還有與人類混居的野生動物。對應於這三類動物，人類要負的責任也不一樣。
寵物與家畜屬於馴養的動物，與人類的關係密切，但由於受到人類幾千年來的控制與使用，已經無法再回歸自然自行生存，必須依賴人類提供保護以及生活的資源，因此人類對這類動物負有絕對的責任。野生動物在山野、海洋自行謀生，與人類很少發生關係，理論上人類對他們並沒有責任。但是隨著人類在歷史上對他們施行種族滅絕式的捕獵，加上大幅度開發森林原野，污染海洋，對野生動物造成的危害愈來愈嚴重。為了補償與糾正這些傷害，人類有責任恢復、尊重野生動物原有的生存棲地，但是不必介入更多。至於混居在人類社會的野生動物，例如老鼠、松鼠、麻雀，以及都市裡的鴿子，郊區的彌猴等等，雖然住在人類的身邊，卻避免與人類互動。人類對他們的責任，可能只限於承認他們的居住權以及消極的保護。
本書另外一個重要的觀點是，如果從「關係」這個角度去探討責任問題，可以看出不同的關係界定了不同的人類身份，也就涵蘊著不一樣的責任。在今天，許多社會都面對著三種身份的人類，分別是公民、境內的少數民族，以及外籍住民。公民指一般的本國同胞，大家組成自己的民族國家，共同擁有領土與主權，享有在國內自治的權利。本國同胞的關係緊密，國家有責任給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權利與自由、社會福利，以及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利。其次，境內還有獨立的少數民族，通常指早已定居於斯地的原住民族，他們對於「傳統領域」擁有主權與自治權，也有自己的文化、語言、生活方式，必需受到尊重。原住民族享有國家的一般公民權，另外還擁有不受強勢民族殖民、剝削、驅趕的權利。這些權利通常可以回溯到歷史上的傷害與掠奪，因此需要獲得賠償或者補助。
最後一類人，就是國境之內的外籍住民，包括了難民，無意入籍的移民，以及大量的短期或長期的合法與非法移工。這類居民與境內的公民以及原住民的關係更為複雜；他們並沒有公民權或者自治權，但是他們仍然應該獲得一些保護與協助。
拿上述的動物分類與人群分類相互參照，也就是借用三種人類社會成員的身份以及權益，回頭看馴養動物、野生動物，以及混居在人類社群中的野生動物，思考他們各自應該獲得什麼樣的成員權利，構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。馴養動物可以比照一般的國民，享有公民的權利與福利；野生動物可以比照自成「國中國」獨立生活的原住民族，獲得生命、資源與棲息地的保障；至於混居在人類社會裡的野生動物，則可以比照美國的阿米希人，「生活在一起但是保持隔離」，與人類和平共存，除了尊重與保護之外，並沒有太多相互的義務。在此我說「比照」，作者未必同意；他們會認為從三種動物與人類的關係，已經可以直接導出他們在人類社會中的成員權益，「比照」只是一種擴展我們想像力的輔助工具而已。這個問題，留給讀者自行判斷。
閱讀本書，我獲得了許多啟發。書裡的主張，因為突破了現有動物論述的邊界，有可能把讀者的想像力繃到臨界點，稱之為思想實驗可以，稱之為冒險探索也不失當。但是回看作者的分析與論證，步步為營，銜接穩當，廣泛引述各類經驗性的佐證，細心剖析動物權與公民權在哲學、政治思想，以及法律上的各家觀點，不能不承認有其強大的說服力。即使最後讀者未必接受其結論，這趟閱讀已經帶著我們敲擊思想的邊界，也許在某個時刻，會有突破既有藩籬的驚喜與收穫。
閱讀動物著作是一種打破成見的經驗，我當初的啟蒙拜辛格《動物解放》之賜，手中這本《動物公民》則激發了我繼續前瞻思考的動力。不過理論上的創新固然有其價值，動物公民權最後要如何落實，仍然要看動保團體與關心動物的人們是不是信服，社會能不能接受，公共輿論會不會呼應，政府願不願意採納。在此之前，我們要先挑戰自己對於「動物公民」的成見，看看這本重要的著作能不能說服我們自己。
2021-11-1 於南港─汐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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